編者按：

今年的《十月》雜志第二期，刊發(fā)了李敬澤先生《自呂梁而下》一文。該文通達古今、兼?zhèn)湮奈洹Ｒ蛔x之下，深覺文采斐然、情真意切，不禁大為贊嘆。編者取得李敬澤先生的允許，特全文轉(zhuǎn)發(fā)，與讀者諸君同贊同賞。

李敬澤先生是我國著名文學(xué)評論家、散文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學(xué)》主編，現(xiàn)為中國作家協(xié)會副主席，書記處書記。著有評論集《為文學(xué)申辯》《致理想讀者》《會議室與山丘》《跑步集》等，散文集《會飲記》《詠而歸》《青鳥故事集》等。

此山自黃土高原站起，左手按下去一個晉中盆地，跨晉中、向太行；右手隔黃河指陜西，黃河浩蕩犁開黃土，奔赴壺口而去。

這是呂梁山，一山斷秦晉，分出西北華北。

關(guān)于呂梁山，我知道什么？

我知道呂梁，兒時看過連環(huán)畫《呂梁英雄傳》，后來讀過馬烽、西戎的《呂梁英雄傳》。

呂梁是山西一個地級市。

由《呂梁英雄傳》，我知道，抗日戰(zhàn)爭中，這里是日軍所抵的最西之地，在這里，呂梁英雄攔住了他們，再不能向西。

馬烽是文學(xué)史上山藥蛋派的代表性作家，上世紀(jì)80年代末他自山西來京，任中國作協(xié)黨組書記，我曾在不同場合遠(yuǎn)遠(yuǎn)見過他。

呂梁有好酒，汾酒。

有好酒處必有一條好水，汾水。

汾水之南有汾陽，現(xiàn)在是呂梁轄下一個縣級市。

汾陽有郭子儀。郭子儀平安史之亂，功比天高賞無可賞，最后封了汾陽郡王，“好一條老漢他本是關(guān)中人，救唐王平天下他封在汾陽?！?/p>

汾陽姓郭的人必定不少，比如郭德綱，祖籍汾陽，不知從哪一代離了汾陽去天津，生了個小兒子就叫郭汾陽。

汾陽有賈樟柯。賈樟柯的電影里，汾陽是宇宙的中心，飛機、火車、長途客車、大卡車、小汽車、自行車，來來往往載著人在世上奔忙，自汾陽出走、向汾陽歸來。

最后，我到了汾陽才知道，汾陽有個賈家莊。賈家莊本不是賈樟柯的莊，但賈樟柯現(xiàn)在以此為家，辦一個活動叫“呂梁文學(xué)季”。此來正是為此。

這一晚，賈家莊里上演山西梆子《打金枝》。

廣場上，黑地里站滿了人，男男女女，指指點點，忽然風(fēng)翻荷葉，笑成一片，有孩子騎在大人脖子上仰天看月。此情景仿佛賈樟柯的《站臺》。《站臺》里的野臺子是在遙遠(yuǎn)的、無限遙遠(yuǎn)的上世紀(jì)之末，臺上臺下鼓蕩著野地般荒涼的欲望和苦悶，眼下這臺戲卻已到2019年，鮮花烈火、富麗堂皇。

鑼鼓起，大幕開，汾陽郡王把壽筵擺。

郭子儀今日慶壽誕，金玉滿堂好兒孫一雙一雙上前拜，偏剩下小兒子形單影只名叫郭曖，卻原來，郭曖的妻唐王的女升平公主她擺起了架子不肯來。

小郭曖，氣沖沖，回宮找到公主說明白。說明白就說明白，天下事有黑就有白，公主道：君是君來臣是臣，哪里有為君的倒把臣來拜！

郭曖聞聽氣沖斗，沒有我老郭家賣命，哪有你老李家的江山來！

——這個破韻押不下去了，總之，郭曖急了怒了，一抬手，打了公主一巴掌。

打老婆啊，這是家暴！今天下午幾位女作家女學(xué)者剛剛在村里另一個臺子上討論了女性地位和女性權(quán)利，晚上這個臺子上就一耳光打出了父權(quán)夫權(quán)和男權(quán)的威風(fēng)，郭曖這廝他是不是覺得他是個男人就比皇帝還大就比天還大，他這是要用一巴掌來宣布世界是他們的歸根結(jié)底還是他們的，他這是喪心病狂啊他就是比封建皇帝還大的反動派！

但臺子上下，戲照唱，戲照看，男男女女并不肯就此翻臉。我們之所以在寒風(fēng)中看戲，不是因為我們沒看過，《打金枝》誰沒看過呢？中國的戲看的就是熟人熟戲熟悉，人生如戲、戲如人生，我們就是要在戲里把我們熟悉的人生溫習(xí)一遍，神州不會陸沉、天下不會大亂、打金枝不會鬧成打離婚，因為熟悉，所以安然。

一出《打金枝》，根本要義就是三個字，北方話叫“和稀泥”，八級泥瓦匠，南方話叫“搗漿糊”，上海老阿姨。南北同心，天下同理，說的就是一個過日子難得糊涂。戲臺上，郭曖和公主青春明亮照人，年輕，所以遇事要分明，公主論君臣，郭曖講父子，忠和孝針尖麥芒；公主論名分，郭曖擺功勞，名與實如火如水，這日子過不下去了、這世界眼看就要翻車。謝天謝地，還有唐王有郭子儀，年紀(jì)一大把胡子一大把，早知道這個理講不清，這個架打不得，我大唐靠的是老郭家拼命沖殺，老郭家反大唐又得拼命沖殺，這個架打起來，就要從家里的壇壇罐罐打到山河破碎一地，一場安史之亂，總?cè)丝跍p少三分之二，難不成再減三分之二？于是，唐王罵閨女、郭子儀捆兒子，哄得小兩口重歸于好，從此后和和美美過日子，紅紅火火、地久天長。

此時月朗星稀，臺上臺下的人，最終都是笑了。這戲唱了幾百年，從封建主義的明清唱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國，唱到了新中國。山西梆子唱、京劇唱，幾乎所有地方戲都唱，唱遍天下州府，所唱的就是時間中的智慧、老生老旦長須白發(fā)的持重穩(wěn)當(dāng)。

——倒也不僅是中國，自有人類大抵如此。山洞里走出一個人，一抬頭，前邊還有一個人，兩個人往前走，前邊又有一個人，三人圍兔總好過一人逐兔，于是合作打兔子。但三人行必要吵架，打到兔子烤熟了必有四條兔腿三張嘴的分配難題。那就談，比一比誰的功勞大，談好了，繼續(xù)一塊兒打兔子，蛋白質(zhì)供應(yīng)充足。談崩了，分道揚鑣，各追各的兔子，忙幾天各自追不到眼看要餓死，人類文明危乎殆哉。荷馬史詩《伊利亞特》里，阿基琉斯就狂怒了，宣布兔子不打了，自己要回山洞了，因為他作為強者未能公平地得到強者的報償。這個小郭曖，也是個阿基琉斯啊，打老婆當(dāng)然是絕對錯誤，但是，他真正怒氣沖沖提出的問題是，郭家為王朝立下了如此巨大的功勞，我們是否得到了公平。年輕人的血氣和沖動把這出戲把世界推到了懸崖邊上：你要的是什么公平呢？莫非你要當(dāng)村長當(dāng)皇帝不成？唐王和郭子儀必須把這個懸崖上的問題糊涂到平地上去。所有胡子長的人包括孔子、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，他們都站在唐王和郭子儀一邊，他們接受世界的不完善，他們深思熟慮、老奸巨猾，他們通過《打金枝》宣傳推廣老年的、安靜的德性。

戲散了，賈家莊的路上清輝如霜，路兩邊是高樹，早春疏朗的枝杈印在幽藍(lán)的天上?；氐阶√?，是幾幢仿建的老式洋房：徽音水坊、煥章別墅、正清金屋等等。徽音是林徽音，煥章是馮玉祥，正清是費正清，他們都曾來過汾陽，他們來過賈家莊嗎？應(yīng)該來過的吧?，F(xiàn)在，呂梁山下，中國的肘腋之地，他們毗鄰而居，可以開會了。

我本一俗人，當(dāng)然希望住到林徽音家，白日里被人領(lǐng)著一路走來，一抬頭，卻是站在馮先生門前。我真的不想住在他家，我是文人書生，與馮相處不安，地久天長、一夜安眠還是住在林家。1934年，梁思成、林徽音與費正清夫婦相偕來到汾陽考察古建筑，彼時偽滿洲國已經(jīng)成立，希特勒已經(jīng)上臺，五洲震蕩，天下欲沸，他們卻注視著那些老的、舊的事物，那些在歲月中經(jīng)受磨損經(jīng)歷風(fēng)雨、地震、兵火而依然幸存依然屹立的事物，那些不變的、具有長須白發(fā)的恒久品性的事物。而馮先生，很難想象他對此有什么興趣，1930年，風(fēng)云突變，軍閥重開戰(zhàn)，蔣介石一方，閻錫山、馮玉祥和桂系一方大戰(zhàn)中原，閻馮戰(zhàn)敗，馮借閻一角地暫且容身。這個人注定不能在呂梁山下安居，他身上有洪荒之力，他的天命就是破壞一個舊世界。1924年北京政變，馮先生大鬧一場，到最后出其不意、聲東擊西，一把撕毀1911年的《清室優(yōu)待條例》，驅(qū)趕溥儀出宮。戲不是這么唱的呀，臺下眾人大驚，對！老子要的就是你們這大吃一驚，《打金枝》的戲散了吧，不再有懸而未決、不再有猶豫留戀、不再有揖讓和糊涂，從此后白刃相見、水落石出。這個民族正處生死存亡的危機，在危機中把一切視為例外，更何況不過是一紙《優(yōu)待條例》。

這座房子小了、這張床也小。馮先生會撐破這間臥室。我不知道他的確切身高，我看過照片，他比合影者高出一大截，他是巨人猛虎，這個人必對他周圍所有的人形成威迫，他在亂世中嘯聚起龐雜的大軍，他會在暴怒或故作暴怒中狠抽部將的耳光，耳光啪啪響亮，將軍立正站好，然后他會命令將軍在他的臥室外徹夜站崗?，F(xiàn)在，我的房門外可能就站著這樣一個倒霉的將軍，《打金枝》的世界不復(fù)存在，他心中一千架漁陽鞞鼓一起敲響，安史之亂正動地而來。

忽然想起，多年前讀陳公博回憶錄，上世紀(jì)三十年代，中國被日本迫上懸崖，汪精衛(wèi)、陳公博等結(jié)成 “低調(diào)俱樂部”，他們認(rèn)為他們有“理性”、世界大勢了然于胸，他們斷定中國無法與日本對抗，中國太弱了，必須尋求妥協(xié)。但是，馮玉祥這個“莽夫”，他堅決認(rèn)為必須打、只有打，陳公博在回憶錄中帶著蔑視，帶著秀才遇見兵的無奈寫道，每次談到中國所面臨的種種不可能時，馮大爺根本不聽，只有一句話：打！打到勝利！

——歷史站在這高昂壯碩的血性漢子一邊，把那群整潔消瘦、彬彬有禮、“體面”“理性”的紳士們掃進了垃圾堆。在危機狀態(tài)中，歷史由血氣翻騰的激情和決斷所寫定。1924年，馮玉祥把溥儀轟出紫禁城，紳士們莫名驚詫，他們被馮的決絕魯莽嚇住了，胡適甚至說：這是民國史上最不名譽的一件事。后有鼠目寸光者看大事，以為沒有當(dāng)年的倉皇出宮，或許就不會有后來的偽滿洲國，其實只要腦筋稍微轉(zhuǎn)個彎就能想到，假如溥儀仍留在故宮北平，在日本掇弄下難保不會搞出更大的爛事。在1924年，胡適見不及此，馮先生自己也沒想那么多，胡適講客氣，馮先生則不管三七二十一掀了桌子。哪有什么地久天長，真要長久的話，皇帝如今還坐在宮里，時間猝然提速，世界轟鳴，欲絕塵而去，現(xiàn)在，需要一個魯莽無畏的人來解決這個BUG，他一抬手就解決了它，順便以絕對的輕蔑，宣布了那個長須白發(fā)、請客吃飯的溫良恭儉讓的舊世界的完蛋。胡適嚇了一跳，王國維嚇了一大跳，嚇得都不想活了，他們未必多么愛大清愛溥儀，他們只是深刻意識到了這件事背后的邏輯。

在這個太行與黃河之間、呂梁之下的村莊里，林徽音、梁思成、費正清和馮玉祥成為鄰居，他們被博物館化了，被從各自的世界中提取出來，如安放在玻璃柜中的藏品，各自被燈光聚焦、照亮，各有各的心事?，F(xiàn)在，馮玉祥從這幢房子走出去，在花園里，碰見了深夜未眠的梁思成和林徽音，他們會談些什么？在1930或1934年，他們或許無話可說，道不同不相為謀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但如果再過些年呢？比如1944年，林徽音千里流亡，僻居宜賓李莊，臥病在床，據(jù)說，她的兒子梁從誡曾經(jīng)問她：如果日本人打進四川怎么辦？林徽音說：“中國念書人總還有一條后路，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？”

——此時這一腔血，林和馮是一樣的。

再過五年，1949年，馮玉祥昔日的部將傅作義簽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協(xié)議，固然是兵臨城下、大勢不可當(dāng)，但戰(zhàn)場雙方的商量何嘗不是出于對這古都、這故宮，對民族生活的長久歲月和恒常價值的眷念和珍重。而此前一年，馮先生已歿于黑海的船上，彼時，他正滿懷憧憬地奔赴新的中國。

賈家莊里，梁思成、林徽音、馮玉祥，見那邊遙遙走來一個童子，走近了，卻是馬烽。1930年，馬烽8歲，1934年，馬烽12歲，1958年，馬烽36歲，在賈家莊完成了《我們村里的年輕人》劇本初稿，1959年，電影在國慶10周年前夕上映?！估铮以隈T玉祥的房間從電腦上搜出了這部電影，那是60年前的中國故事，2019年，我來到了這個故事的根基所在：賈家莊。這呂梁山下的村莊，千百年來貧困、孤獨，4000畝可耕地中2800畝是鹽堿地，它在封閉、脆弱的生存循環(huán)中耗盡全部能量。一代一代人老去，時間周而復(fù)始。但是現(xiàn)在，時間挺直了，時間獲得了方向，這里有一群年輕人，他們要打開這個村莊，劈開兩座大山、跨越三條深溝，從遠(yuǎn)方引來清水，洗去鹽堿，讓這里成為流淌奶與蜜的地方。

在網(wǎng)上，我讀到了劉芳坤、田瑾瑜兩位山西學(xué)者合寫的論文，他們敏銳地注意到了劇本中一個意味深長的現(xiàn)象，盡管片名是“年輕人”，但在馬烽的行文中，卻始終貫穿著一個集體的、抽象的指稱——“青年”：“一伙青年正在鋤地，一個個汗流浹背”，“青年們紛紛報名”，“歌聲繼續(xù)著，青年們在未打通的那段崖上和塌下來的巨石上打著炮眼”……在山西人的口語中，其實是不使用“青年”這個詞的，這不是呂梁山和賈家莊的詞，它來自北京、來自普遍性的現(xiàn)代漢語書面語，從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的“少年”，到李大釗的“青春”，到陳獨秀的“新青年”，青年是決絕地向未來、向現(xiàn)代而去，是血氣、激情和夢想，是斷裂然后創(chuàng)造，是舊邦的新命。必須是“青年”，不能是“一伙年輕人正在鋤地，一個個汗流浹背”，“年輕人們紛紛報名”，“歌聲繼續(xù)著，年輕人們在未打通的那段崖上和塌下來的巨石上打著炮眼”，這其中隱含著一種老年視角，“年輕人”終將被收回自然的生命周期、周而復(fù)始的日子，而“青年”，這個使山西人、使賈家莊人感到陌生的、不自然的詞，以它超出日常經(jīng)驗的光芒和生硬，拒絕被注視拒絕被收回，它喻指著、它本身就是宏大的歷史主體，將這個村莊向著未來和現(xiàn)代打開。

——忽然想起，我其實是很近地見過馬烽的。1990年底，我從被停刊的《小說選刊》調(diào)到《人民文學(xué)》，去八里莊魯迅文學(xué)院的招待所和《人民文學(xué)》的主編程樹榛見面。老程和馬烽都是從京外調(diào)來，暫住招待所。馬烽蒼老，就是一個飽經(jīng)風(fēng)霜的老農(nóng)，他和夫人正圍著一個電爐子下面，山西人啊，想必是自己搟的面，像招呼一個年輕人一樣，他說：來一碗？

我很后悔沒有吃一碗馬烽的面。

歸去來兮，調(diào)到北京的馬烽大部分時間仍在山西，過了幾年終于徹底回去。這不是他第一次回去，建國初期，他就在中國作協(xié)工作，1956年終于在34歲時回山西，掛職汾陽縣委副書記，從此，他在賈家莊有了家。這里不是他的家鄉(xiāng)，他的家鄉(xiāng)在呂梁地區(qū)的孝義，但汾陽、賈家莊離呂梁山更近。在一張1980年的照片上，我看見馬烽走在賈家莊的鄉(xiāng)親們中間，整個人明朗舒展，是走在他的風(fēng)光、他的山川里。

天亮了，一群人去看馬烽當(dāng)年所居的小院。進得門來，迎面是馬烽的坐像，他端坐在椅子上，依然老年形象。我忽然想，這是不對的，馬烽是青年是新青年啊，他屬于在20世紀(jì)塑造中國的青春洪流。22歲的馬烽和比他小半歲的西戎寫出了《呂梁英雄傳》，來此之前我專門找了一本帶上，這是一本多么粗糙的書，但正是這種粗糙令人震撼折服，事件與行動、抉擇與戰(zhàn)斗，密如疾風(fēng)猛雨，作者和讀者都不能停留、無暇沉吟，必須奔跑，在混亂的戰(zhàn)場上拼死和求生，沒時間、也不應(yīng)該把這一切編織成嚴(yán)密周詳熟練得包了漿的故事，戰(zhàn)爭和危機中的書寫不是繡花，是立即開槍。

但在這一切的底部，有一個根本邏輯：生命、時間、歷史的循環(huán)必須打破，為了使世界獲得前行的動力，必須張揚身體的澎湃“血氣”，老成持重、深思熟慮是怯懦的，糊涂和忍讓是可恥的，懸崖之上，只有搏斗，再無茍活。呂梁英雄們秉青春之血氣，雷石柱、康明理、孟二楞，這些康家寨的年輕人，說服、帶動、反抗他們的長輩，義無反顧地把這個村莊推入了滾滾向前的歷史。當(dāng)青年們和強行入侵的日本鬼子干起來的時候，他們也就把康家寨打開了，從此這個村莊進入現(xiàn)代歷史、奔向一個現(xiàn)代世界。直到《我們村里的年輕人》，決心創(chuàng)造新生活的高占武依然不得不與長須白發(fā)的高忠爺爭辯，在后者看來，年輕人暢想的未來不過是少不更事、癡人說夢。而在影片上映的1959年，黃河那一邊的柳青正在對《創(chuàng)業(yè)史》第一部做最后的修改。年輕的梁生寶力圖打破祖祖輩輩的命運循環(huán)，在此地，走異路，變成別樣的人們，但他的身上卻不僅是血氣，而更多俄羅斯式的沉思、憂郁，甚至是馬烽暮年的蒼老……

現(xiàn)在，賈樟柯走進馬烽的小院，馬烽會對他說什么？以我的直覺，垂暮之年的馬烽不是一個喜歡教導(dǎo)別人的人，很可能，他只是從大碗上抬起眼，說一句：來一碗？但是，如果是寫《呂梁英雄傳》的22歲的馬烽、寫《我們村里的年輕人》的34歲的馬烽，賈樟柯碰見他、我碰見他，我們又會說什么？2019年，我55歲，賈樟柯49歲，我們已是比馬烽更老的老人。

誰知道呢？賈樟柯的電影，終究也是關(guān)于“我們村里”、“我們縣里”的年輕人，馬烽在片名中使用“年輕人”或許是對口語、對日常經(jīng)驗、對恒常土地和歲月的妥協(xié)，而在賈樟柯這里，“年輕人”似乎正在從“青年”中離散出去，變成加速器中向著四面八方漫射的原子。

但誰知道呢？也許有些事仍然在，馬烽把康家寨、把賈家莊置入了廣大的空間、廣大的世界，歷史不再是時間問題，不再是僅由時間標(biāo)定的價值，他和柳青，他們把時間空間化，向著遠(yuǎn)方和遠(yuǎn)景、向可能和不可能敞開和擴展。當(dāng)馬烽遇見賈樟柯，他會發(fā)現(xiàn)，空間仍在，但那已不是隱喻和轉(zhuǎn)喻，那就是必須使用交通工具去跨越和抵達、去置身其中的地理空間，這不再是《伊利亞特》，這是《奧德賽》，奧德修斯們是否記得回家的路，還是，他們的家在路上？

在賈家莊，我待了兩夜。第一夜，是《打金枝》，第二夜，是音樂會。

暮靄沉沉，鋼琴在流淌彈跳飛翔。這不是音樂廳，這是幽藍(lán)的天之下、這是群山之間。樂聲透明、飽滿，似乎上空膨起一個巨大的玻璃的氣泡，收攏著珍惜著所有的聲音，讓所有的聲音閃閃發(fā)亮。

我忽然想到，此行竟不曾看見呂梁山。我想起上一次、也是第一次來到呂梁，那是二十多年以前，大概是1994年，由太原奔孝義，在孝義大醉，上車一路西行，醒來時，下車，唯見荒煙蔓草。余醉未消，我問，呂梁山何在？

我記得，同行者笑道：醉了醉了，腳下便是呂梁山。

2019年11月初稿

2022年2月20日下午1∶30定稿

（本文原載《十月》2022年第二期）